書人物－阮義忠：在這時代，我不要再談攝影藝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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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代，或許更好的說法是「民國六○年代」，整個時代方才在轉捩點上扭身，台灣的社會形態與政經情勢，似乎不可挽回地要往另一方向逐漸加速。1974年，24歲的阮義忠開始他的「人與土地」攝影計畫。隔年，他所拍攝的某張照片，又開啟了另一個攝影計畫「台北謠言」。這兩個計畫的時間相互重疊，以鄉野為拍攝場域的「人與土地」一直進行到1986年；試圖呈現當年兀自失控生長的首都的「台北謠言」，則一直拍攝到了1988年。兩項計畫各自結集出版了同名攝影集，恰好見證了這個島嶼從農業社會步入工業社會的變遷。

    　攝影的關鍵字：人性

    　阮義忠自承：「我在拍『台北謠言』的時候，我的心不在『台北謠言』。」當年這個計畫的意圖，「想表達的是它（台北）生病的樣子，它病態的一面。而這種症狀是在它的骨子裡，並不在它的外表。就像一個生病的人，他的器官已經潰爛了，但他還是可以打扮得讓人看不出病容。」

    　就像攝影集中收錄的那張中泰賓館舞廳的照片，觀者會覺得是張好照片，但拍攝者不想直視甚至置身這場景的情緒也是能被看見的。至於「人與土地」呢？阮義忠曾說：「住在都市使我更愛鄉下；拍完台北，使我更愛拍台灣的農村。」在《人與土地》裡，一張一張照片，攝影師想的是如何留下台灣曾經有過的面貌。

    　1988年，阮義忠投身攝影的第14個年頭，距今24年前。累積十餘年攝影成果的兩個攝影展，對於熱愛尋找價值觀的觀者來說，表面呈現的是「鄉村/都會」、「逝去的美好/即將來到的苦果」這麼一組常見的對照。但從另一個角度，則能看到關於社會的關懷，一種「人情」，或者更深層的「人性」。

    　「人性」一詞，絕對是創作者阮義忠的關鍵字。那本由他整理選撰，影響力不下於創作攝影作品的《當代攝影大師》，副標就是「20位人性見證者」。

    　引介並打開世界攝影眼界

    　作為《當代攝影大師》、《當代攝影新銳》等至今仍是華人世界攝影啟蒙書的作者，阮義忠對這些作品充滿信心。他說：「主要是眼力，在我選編這些書的時候，其中幾位攝影家，比如Tony Ray Jones或者Christer Stromholm，全世界沒人敢把他們和布列松等人並列，但我就是有信心，知道他們夠好。」

    　即便如此，這幾本書的影響力之大還是讓他意外。

    　那是在1989年，阮義忠隨太太返鄉探親。到北京美術館參觀時，看到一整排《當代攝影大師》也放在美術館裡，他才漸漸知道，他在中國，是「引介並打開世界攝影眼界的那一人」。

    　這種廣泛的影響力，讓阮義忠感覺有些不自在。他知道這之中必然有超過他的努力所應得的肯定。因此，他想做些正確的事；也因此，三十餘年前的《人與土地》、《台北謠言》，有了重新出版的機會。

    　不談技術，談人情倫理

    　有別於舊版的純粹攝影集，甫出版的《人與土地》、《台北謠言》書中，圖文比例各半。阮義忠為當年的每幀攝影作品，各配上一篇文章，內容自然有回頭去看的意思。

    　三十餘年前看到的變動之機，眼前卻有些逆轉。「當年的《人與土地》，如今變成了觀光勝地，許多都變得惡俗、賣著同樣紀念品的地方。」至於台北呢？「當時是台北最糟糕混亂的時候，但我現在其實是喜歡台北的。」

    　而當年帶有多種門檻的攝影術，眼前已是人人皆備。「太方便的事物就會變質。現在數位攝影最大的問題，是讓拍攝者不需成本毫無節制與思考地按快門，到最後再來挑選而已。」阮義忠感嘆：「拍照，應該是向外發現的，現在卻變成了照鏡子。」

    　回頭看當年的作品，阮義忠說，「好的照片，在不同的當代都要能讓人感同身受，不會過時，永遠現代。而在這次的書裡，我不要再談攝影藝術了，我要談一些更寬的東西，在一切都離人文越來越遠的時候，談些人情、談傳統的倫理。」

    　現在的阮義忠，早已成為佛教徒與慈濟義工，若想看到他以同樣的態度拿起相機按下快門，幾乎只有在這樣的場合裡。但對於那些賦予他相當巨大影響力、甚至將他視作「攝影啟蒙者」的讀者們，他準備專注在文字上，寫作十年。

    　「通常我說出口，表示我已經在做了。」桌上的《人與土地》已經印行出版，26年前，在他的鏡頭下凝結於半空中的男孩，那個跟斗永遠不會翻完，頭上腳下的變動之機，在不同時代的讀者眼中，永遠現代。